什么样的房子，能装得下乡愁？
它应该建在阔别的故乡，房前有水，屋后有山；它应该面朝田野，能听见清脆的鸟鸣；它应该有一扇窗，轻轻推开，远处是劳作的乡亲，近处有嬉戏的孩童……它曾是黄勇军、米莉夫妇的梦想，也是如今归与书院的模样。
湖南邵阳隆回县小沙江镇江边村，高寒山区的瑶汉杂居村，神秘的花瑶世代生活在这里。年少的黄勇军走出大山，北上求学，漂洋过海，不惑之年又回到了这里。
妻子米莉是他的同窗，两人同修政治学专业，多年来悉心研究儒家思想和乡村文化。目前，米莉是中南大学副教授，黄勇军是湖南师范大学副教授。
去年年初，这对教授夫妇拆了祖宅，建起一座书院，取名“归与”。
名字取自《论语·公冶长》，“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千百年前，渴望回到故乡教育年轻人，是孔子寄托乡愁的方式。
“归与书院，也承载着我们的乡愁。”黄勇军说。
建一座书院，让乡愁遇见理想
19年前，还在读大三的陕北姑娘米莉，跟着男友黄勇军回到他的家乡湖南隆回小沙江镇，见到她从未曾见过的风景。一位穿着花瑶服饰的老太太背着一篓小鸭子去赶集，米莉觉得新奇，准婆婆于是叫来许多穿着类似服饰的瑶族村民，笑着将她围住，展示花瑶首饰和衣服给她看。
从此，小沙江成了黄勇军和米莉共同的眷恋。
2003年，两人第一次正式在这里做学术研究，撰写“中国乡村政治文化问卷调查报告”。三个月里，他们背着十几公斤的包走遍每一个花瑶聚居的村落，记录百余万字资料。
在隆回县魏源故居，他们见到一间小小的私塾。“以后有机会，我们也建一所书塾吧？”彼时还是研究生的两人，心里种下一颗种子。
十余年后，种子在法国南部金黄的麦田里发芽——
2014年，已在高校任教的夫妻俩赴欧洲访学，导师将他们带到一个庄园，白天和当地农民一起挖土豆、摘葡萄、做果酱、酿红酒，夜晚在星空下喝着啤酒聊天。
“那样的生活让我们明白，乡村不是落后的天地，而是有生命力的生长空间。”回国后，黄勇军和米莉决定，要在故乡那个偏僻的村庄里“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他们相信，“只有在一个乡村振兴的时代，我们才有可能把这件事做成。”
黄勇军、米莉夫妇在归与书院合影。
“中国儒家志士的理想是用知识的力量去教化人，那也是我们想做的。”20多年前考出瑶山的黄勇军，带着妻子米莉回来了。他们决定，要在三四百户、一千余人的小沙江镇江边村，做一个乡村文明的教育实验。
夫妇俩苦口婆心地说服了家中老人，自掏腰包将破旧的祖宅拆掉重建。不久后，海拔1300多米的江边村“黄家院子”，建起一座书院。
归与书院。
书院共有四层楼，白墙黛瓦，飞檐翘角，一楼的教室有些像旧式学堂，摆着方桌和木条凳；教室后面有一架黑色钢琴，却也并不显得违和；再往楼上走，几间宿舍里摆着木质的高低床，供支教志愿者和研学家庭居住，房顶开着天窗，躺在床上就能看星星；书院还专门设有阅览室和非遗体验室……
归与书院的课堂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在寒暑假、节假日和课余时间，面向大瑶山里的孩子们开设了全免费公益课堂；二是主要面向城市家庭开设的研学项目，收取食宿等基础费用。
归与书院，并非成建制的学校，没有固定的班级；它既不需要通过考试录取，也没有复杂的毕业程序——只要步入书院的孩子，都会受到夫妇俩和志愿者们的欢迎。
“我们希望，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们，放了学和放了假，还有地方可去，有人陪伴，有知识可学。”黄勇军说。
除教学和科研工作外，黄勇军和米莉把大部分时间都留在了小沙江。他们的许多学生，还有更多高校闻讯而来的志愿者，组成了稳定和多元的教学辅导团队。夫妇俩似乎因此耽搁了职称评审、晋升提拔，却甘之如饴。
一件“有意义的事”，让乡愁遇见了理想。
你看见了吗，瑶山孩子的渴望
2019年7月，归与书院正式开院。
开院前一天，黄勇军的母亲在江边村三个自然组吆喝了一声。夫妇俩心里没底，能来多少个孩子？估摸着，有30个就很好了吧。
第二天清晨6点，睡梦中的米莉被叽叽喳喳的声音吵醒。她披上衣服来到书院大门口一看，一些孩子正聚在门前笑闹，等着开院。
黄勇军也清晰记得那个早晨：高矮不一的孩子沿着阡陌交错的田垄，从四面八方跑来，有的还是小不点儿，有的个头已窜得很高。他们跑到书院门前，气喘吁吁，脸红扑扑又有些害羞，喊一声“老师好”。
“你看见了吗，这是瑶山孩子的渴望。”看着成群结队奔向他们的孩子，黄勇军轻轻问身边的米莉。
那天，村里一共来了107个孩子。有村民跑来焦急地问：“孩子今天不在家，我先给他报个名，行不？”夫妇俩承诺，只要孩子来了，都教。
米莉弹钢琴给山里的孩子上音乐课。
可是，教什么呢？
归与书院的学生，年龄从幼儿园到高中皆有，最多时一天来了137个孩子。只要开班，平均下来也有五六十人。没有哪一册课本适用于这样的课堂。
于是，来自高校的支教青年志愿者们纷纷拿出手头的“绝活”。电影、动漫、音乐、诗词、插花……他们搭建了一个山里几乎未曾接触过的世界。
米莉介绍，公益课堂有两种常规课和一种灵活课：一是在每学期放假前一个月开始，支教志愿者在放学后陪伴和辅导孩子写作业，二是寒暑假的作业辅导和兴趣班，三是针对有专门技能的志愿者团队，比如音乐、美术、体育等，会根据志愿者特长不定期开班。
最意想不到的一门课，是“捡垃圾”。
去年夏天，米莉给孩子们做了环保知识小讲座，谈到环境污染和垃圾分类。当天下午，她和支教志愿者就带着孩子出门了。
归与书院门前有潺潺的小溪。孩子们扛着扁担、拿上铁钳和镰刀，跃下田埂，将小溪边的塑料袋、烟头、枯枝一点点捡起。
江边村依傍小溪而居，却极少有村里的孩子觉得保护小溪是自己的责任。可那天，大家干劲十足，捡了几大袋垃圾。“既让课堂的知识走入生活，也让孩子找到自我价值，这不就是学习的意义吗？”米莉说，从此，“捡垃圾”成了归与书院的“必修课”。
课堂五花八门，反馈却总是温暖和惊喜。米莉还记得，中南大学的一名志愿者在音乐课上弹起吉他，一个男孩鼓足勇气凑上前，轻轻拨弄琴弦，然后就笑开了，开心了大半天。
“无论你教什么，他们都很高兴。”支教志愿者、“95后”研究生杜秋悦说，山里的孩子特别容易满足，“如果你走进教室说‘今天我们一起画画’，你会立刻听见一阵惊喜地欢呼，‘哇，老师，是画画课呀！’”
黄勇军说，有时，他们会专门用一堂课的时间，教山里的孩子防诈骗、坐地铁，甚至是如何在车流穿行的十字路口过马路。因为他还记得，年轻的自己考出大山来到城市时，心底那份无措和慌张。
“我们的课堂，就是想打开瑶山孩子的眼界，知道城市是什么样，城里孩子在做什么，如何在城里生活，”黄勇军说，“我们就想让他们‘见过’。”
“见过”，是无法用学费来衡量的一份礼物。而黄勇军和米莉决定，所有面对瑶山孩子的课堂，分文不取。
山水就在这，这是最好的课堂
对城里孩子而言，归与书院有截然不同的意义。
开院不久后，书院也迎来了第一个城市亲子研学团，约有十来个家庭，来自全国各地。支教志愿者吴倩记得，孩子们走下大巴就开始噘嘴。“有的会嫌脏，有的什么也不想干，很多孩子隐隐有优越感。”
书院制定了一项规则，暂时收掉了手机和平板电脑。几天时间，黄勇军、米莉夫妇带着家长和孩子，戴上草帽，拿起镰刀、锄头、扁担和钉耙，去山上砍竹子，围篱笆，然后挑选孩子们喜爱的蔬菜种子，开垦出小小一块土地种下……
每到夜晚，他们会燃起篝火唱歌跳舞，在海拔1300米的小沙江，抬起头看漫天繁星。
黄勇军记得，有个八九岁的小女孩，来时穿着一双崭新的小白鞋。那天，他们要徒步两小时去寻访一个花瑶古村落。走过田埂时，女孩一脚踩进烂泥里，脚抽出来了，鞋还陷在里面，开始哇哇大哭。“小姑娘觉得鞋子脏了，不愿意继续走，我们一直鼓励她。孩子去时哭了一路，回来时穿着脏兮兮的小白鞋，又蹦蹦跳跳了。”
山里的每一个季节都不一样，归与书院的课堂也随之千变万化。吴倩说，他们从不会将研学课程“定死”，也许这一期农耕体验的主题是种萝卜，下一期就是砍竹子，再下一期又变成围篱笆。“无论主题是什么，那些来时不情愿的孩子，离开时都很不舍。”
读本科时，吴倩也曾是一个研学项目的志愿者，负责带领家长和孩子走马观花参观校园，做些千篇一律的讲解。她觉得有的研学项目“工业化、流程化”，远不如在星空下、篝火边给孩子讲天文知识，来得有趣和自然。
也不是没有家长提出过疑惑。有人问黄勇军：“你们的研学项目，课很好，收费也低。只有一个缺点，没有课表时间安排。”
“归与书院不是学习辅导班。农村就在这里，山水就在这里，这就是最好的安排。”黄勇军说，“就像我们带孩子去看打稻谷，遇见了劳作的农民，就有这门课，没遇见，就只能观察别的。怎么制作课表呢？”
在这里，研学课不布置作业，不强制写心得，黄勇军和米莉相信，孩子们看见的、遇见的，就是学到的和收获的。“一定要写在作业本里才是知识吗？能分清麦苗和青草，也是知识。”
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归与课堂”——
白天看日出，夜晚观星辰；走过交错的田埂去看云彩和清风嬉戏，去追太阳投下的光影；跑上山坡摘野花，回来再上一堂插花课；在篝火边围坐，听某一颗行星的故事……
6岁的泡泡来自广州，曾在归与书院与母亲李华度过5天。那是泡泡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些和他同龄的孩子，在大山里过着和他完全不同的生活。
“泡泡从出生就一直在城市里，我一直觉得他的生命体验是不完整的。天地很宽广，不只有学习和兴趣班。”李华说，他们曾遇见一户农家在收稻谷，当地农民用风车把稻谷里的杂草吹走，母子俩驻足观察了许久，“了解了稻谷变成米饭的步骤，就是泡泡的成长。”
在黄勇军看来，许多城里孩子面临着“过度教育”的负担。在快节奏的学习和培训中，对“立竿见影”效率的追求，远远大于对学习本身的享受，而孩子的焦虑往往是家长焦虑的投射。
可是，归与书院的每期研学课程里，志愿者都会告诉像泡泡这样的孩子，“种子不会这么快长大，可是，以后来的小朋友会吃到你种的蔬菜哦。”
除了让山里孩子“见过”，夫妇俩的另一颗初心是——
让城里的孩子知道，世界上有一种踏实而绵长的喜悦，是春天种下种子，秋天才能收获。
教育是发现，每个生命都有光
黄勇军经常会想起一个场景：2016年，他在武汉大学参加全国书院的山长院长大会。面对会场里的儒学大家，他提出疑问：今天，传统书院的学生从哪里来，发展往何处去？
问题落音，满场沉默。
这曾是困惑了他和米莉许久的问题，直到归与书院让他们慢慢发现，“回到乡村”是一个答案。
一头是资源匮乏，一头是负荷过度。而在一方连接城市与农村文明的小小书院里，他们看见了教育的千万种可能。
许多志愿者都记得，曾有几位染着头发、打着耳钉的乡村少年，坐在书院教室的后排，眼神里满是叛逆和迷茫。他们在诗词赏析的文学课上昏昏欲睡，却在清理河道的环保课上一马当先，是那样积极、热情、可爱。
“在大山里建一座书院，我们不是给予，更不是施舍，而是去看见。”米莉说，“教育是发现，发现每个生命都有光。”
什么是生命里的光？
面对这个问题，黄勇军忆起今年春节的一场“雪地求生”。那是2月15日，他和米莉带着一双儿女在天寒地冻里爬上大瑶山，走进竹林去“探险”，冻得直哆嗦的一家四口临时起意，要在雪地里点燃篝火取暖。
他们想尽办法从雪地下刨出相对干燥的竹枝架起，安抚着彼此的焦躁和不耐，用冻得有些僵硬的手一次次点火，许久之后，雪地里终于燃起熊熊火光。
黄勇军说，冰天雪地里跃动的火光，就是生命本源的美，让孩子体会到生命最原始的温暖和力量。
这也是夫妇俩一直以来的坚持——每一个假期，他们都会把一双儿女带回大瑶山，在山野间砍竹子，割茅草，耕田地。
米莉说，孩子的世界有最本真的快乐，拿着一根竹竿，和小伙伴们在院子里追鸡赶鸭，就可以跑上一整天。
生命的光，在天生的好奇心里，在遇见和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我们相信，有了对生命最朴素和旺盛的热爱，孩子去了哪里，都会活得很好。”黄勇军说。
最近，归与书院开启了留守儿童“放学后守望”计划，村里那些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放学后有了写作业、看书、弹琴、学知识的去处。为了实现常态化运转，他们同步开启了“留守妈妈”计划，让在家中留守的妇女来到书院，和志愿者一起看顾这里的孩子。
6月下旬的一个下午，志愿者杜秋悦在“放学后守望”计划中，发起了一场关于梦想的讨论。
“我们想过很多很多，可是有什么用呢？”从未出过大山的孩子，有些气馁地说。
在杜秋悦反复鼓励和追问下，孩子们才慢慢说出自己的梦想。“我想做糕点师，做很多很多美味的饼干”“我想开一家书店，这样就可以像书院一样给很多人看书的地方”……
单纯美好的小梦想，让曾经同是留守儿童的杜秋悦，久久不能平静。
她沉吟了一会儿，告诉面前的孩子：“课桌很高，山也很高，但是，当你们高过这些课桌，翻过这座山，一定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归与书院的孩子们上实践课归来。
黄勇军和米莉，常常想起多年前回到故乡的场景。那是一个草长莺飞的春天，大山里生机勃勃，孩子们眼中，却隐隐有一种蔓生的“荒芜”。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归与，是一座山村书院的乡愁与理想。黄勇军说，他们在挖一口井，如果书院能长久活下去，井水就能汇入江河湖海。
“我们想知道，一口井，有没有汇入深海的力量。”他说。
来源：新华社《新华每日电讯》（2020年07月31日）
转载：中南大学新闻网
链接：http://news.csu.edu.cn/info/1002/146404.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