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29年出生于英属特立尼达岛，获英国国籍。1948年回国进湘雅医学院攻读医疗系。1952年大学毕业，参加卫生部举办的第二届外科高级班进修一年。1953年分配到湖南医学院工作。1954年加入中国国籍。
岁月如梭，转眼间我就回到中国64年了，而已成为过去的往昔，就象是昨天。有时候想一想我与中国的情缘，想一想我与致公党的情缘，看似有很多意外，其实等时过境迁以后回想，就会发现，人生中有很多事情似乎是冥冥之中注定了的。
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烽烟四起、民生凋敝。虽然当我打算来中国学医的时候已做好了接受战乱、贫穷等等一切心理准备，可我来到长沙以后，发现长沙比我想象中的要落后的多。然而长沙的落后并没有让我退却，我清楚地知道我是来中国学习的，我并没有在意生活环境的简陋，反而渐渐对长沙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这是我父亲魂牵梦绕的祖国。
湘雅医学院是一所很好的学校，学习气氛非常好，同学们都能够坚持认真学习，当时能够进学校学习的都不容易。所以大家都很珍惜学习的机会，并不在意生活环境的好坏。学校全部使用英语教学，这对我来说很容易接受。我当时最大的困难就是不会中文，而上课的时候是没有机会学习中文的，我只能慢慢在生活中学习，闲下来的时候就去学校周围走走看看，加深对我所生活的社会环境的理解，同时也在各种情境中学习中文。
我在医学院的学习很顺利，原因有三：一是我对医学有着浓厚兴趣，在学习上总能保持积极进取的心态；二是我在美国的三年大学医学预科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三是我精通英语，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更强，国外发表在权威医学杂志上的论文，一两个月后我就能看到并理解。当时为了学习国外最前沿的医学，我将所看到的认为有价值的知识记录在文献卡上并分门别类的区别开来，如血管类的放在一起，甲状腺的又放在一起，通过这种方式使我一直接受国际最前沿的医学理论和医学思想。我还常常把新的思想和理论介绍我的同学和老师。我在医学上能有今天的成就，与当时的这种学习环境和我的语言优势是分不开的。工作以后我进一步发挥了我的英语优势，并保持了积极进取的学习和工作状态。我从医学杂志上看到的国外一些新的手术，我自己能做的就让我的同事帮我一起做。我的同事能做的我就配合他们做，很多时候也是我的学生配合我做。通过实践，我们提高了动手的能力，深化了理论研究。我学的是外科，手术的成败直接关系到病人的生命，我做每一次手术时都感到很紧张，即使有了丰富的经验以后还是很紧张。因为在我的内心深处我觉得有很大的责任，既然选了这一行，就应该做好这一行。
我加入中国国籍虽不是一早就打定了主意，但也并不是偶然的。之初来长沙只是为了学医，并没有打算留在中国，谁也不会一开始就喜欢在一个落后的地方生活一辈子。我最后决定加入中国国籍，是因为随着我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加深，随着我对长沙熟悉程度增加，随着我对医学浓厚兴趣的增加，随着我对中国感情的加深，我越来越觉得应该留在中国做点贡献，我也肯定中国也需要我留下来服务。或许是因为我的血管里流淌着中国人的血，或许是因为我父亲的影响，我的这种爱国情结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当时只知道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老是被一些国家欺负和看不起，我要通过我的努力，为它的强大做出应有的贡献。我还清晰的记得，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以后，我参加了声讨美国支持抗美援朝的运动，并且用英语发言，因为我的中文不好。其实当时我并不懂政治是什么，只知道美国的做法是欺负弱小，是不对的，基于一种正义感，我觉得我要去反对它，所以我就去了。在土改运动时期我自愿参加了“农民受地主迫害展览会”，了解到还有很多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觉得我有责任将我的所学为祖国做贡献，让我的同胞能够生活得更好一点。大学毕业以后我分配到湖南医学院任教，决定留在中国，并于1954年加入中国国籍。当时还登了报，说明我是自愿加入中国国籍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全身心投入医学事业，进一步发挥我的语言优势，为湘雅医院普外科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推动了普外科的快速发展。当然，湘雅普外科能有今天的辉煌，是我和我的同事共同努力的结果，因为我从来就不是一个人在奋斗，医学上的成功也不是哪一个人能独立完成的，团队合作很重要。正是在这样一个优秀的集体中，我个人在医学上的成就也逐步走向高峰。1976年，我成功实施动物实验性溃疡的动物模型、胃黏膜下注射乙醇预防实验性溃疡的研究，获湖南省科技成果奖。同年，晋升为副教授。我还试验采用颈内静脉与心血管吻合术治疗顽固性腹水，并取得满意的疗效。我参考国外文献，在国内首先探索用心得安为甲亢病人作术前用药的经验。1983年，我晋升为教授。1984年，担任湖南医学院附一院外科主任兼器官移植研究室主任。1986年，被聘为博士生导师，并成功地实施了湖南省第一例带血管甲状腺和甲状旁腺移植术。此外，在肝脏移植动物实验、带十二指肠壶腹部胰管开放式全胰腺移植手术、治疗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研究等方面也取得了突破。结合教学科研，发表了30多篇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医学论文。1989年9月，国家教委、人事部、全国教育工会授予我“全国优秀教师”称号，省政府授予我“湖南省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能够实现医学事业上的成功，能够获得这么多的荣誉我很高兴，也很开心，因为我的付出和劳动得到了国家和省里的肯定，也说明这些年来我确确实实为我的单位，乃至为中国医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我应有的贡献。在这些成就与荣誉面前，我从来都没有骄傲与自满，我知道行医是一个济世救人的事业，是没有终点的，我唯有尽力去做的更多，做的更好。
1985年6月，我加入中国致公党。说实在的，我当时对“政治”没有任何兴趣，文革期间我是被批的对象，对于“政治”我一直很恐惧。后来是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的领导找我谈话，说致公党要在湖南建立工委和省委，需要找一个举旗人，而我的侨海源渊和我在医学方面的声望刚好做合适做致公党湖南组织的举旗人。我经过再三考虑，加入了中国致公党。同年11月，我担任了致公党湖南省工委主委，1992年9月担任致公党湖南省第一届委员会主委，先后当选为致公党第八、九、十届中央委员，历任湖南省政协第四届委员、第五届常委，第六、七界副主席，全国政协第六、七、八届委员。
加入致公党以后，我觉得我更加要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因为我是致公党湖南组织的带头人，我要举好这个旗。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在医学上能有一些突破和成就，与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是分不开的。我虽然对特殊环境下“政治”并没有热情，但是我对致公党充满了感情。从工委到省委，我也做了大量工作。当时致公党的党员很少，因为湖南组织建立的时间很短，可以说是百业待举、诸事待谋。我们的党员及我们的发展对象大多是从海外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都是很有个性和才气的人，这个团结和协调工作就很难做。当时致公党省委机关建设也相对落后，需要花时间和精力来管理和协调。这些困难并没有让我退却，既然担负起了这个使命，就必须把事情做好。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这些状况都慢慢得到改善，组织发展和机关建设逐步走上了正轨。
随着致公党湖南组织的发展、壮大，随着参政议政、社会服务、海外联谊工作的开展，我不仅体会到了民主党派工作的乐趣，感受到了其中的意义，也找到了多年来一直追寻的情感归属。自从我来到中国学习，我就一直思念我的亲人和儿时的朋友，尽管我的同事和朋友都对我很好，可难免有时候会感觉到孤单。加入致公党以后，和党员们一起参加活动，一起聊国外的生活和习俗，一起聊儿时的梦想，在这里，我找到了更多的朋友，也找到了我失落的那一部分情感。因为致公党是一个具有“侨”“海”特色的参政党，大多数党员和我有着相似的经历和心路历程，我们回到在祖国，我们留在了祖国，都是为了建设新中国，都是因为有一颗中国心。和致公党员们在一起我很快乐。担任省委主委期间，我尽力做到党务工作和本职工作的统一。我尽可能的抽出本来就很少的休息时间来参加各种会议和党务活动，哪怕不休息，也要做好致公党的工作。我带领班子成员，团结我们的党员，按照“尊重人、理解人、帮助人、团结人”的原则，尽力多做得忍心的好事，多办稳人心的实事，多解暖人心的难事。
现在我已经退休了，但我还经常参加医院疑难病的讨论会，还参加致公党湖南省委的大型活动和部分重要会议。每逢重阳节，致公党省委便会组织我们这些老同志一起座谈；每次春节‘致公党省委也会派人来看望我们。我们觉得很温暖。作为一个致工党员真好，虽然退休了，但是组织并没有让我感觉我已退出了这个社会舞台。回想起来，我这个人对政治待遇和政治职务没有任何要求。任省政协副主席的时候，我一般都不用车，我习惯了步行或坐公车。我经历了中国的贫穷，也见证了中国的辉煌，我对物质生活没有什么要求，觉得人活着能够尽自己的努力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就很开心了。
六十四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六十四年中，我见证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与辉煌，也见证了多党合作政治制度下致公党湖南组织的发展和壮大。我有理由相信，祖国的明天会更美好，致公党的明天会更美好。
转载:《湖南致公》专刊(201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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