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来一生十分注重统战工作，团结了一大批包括民主党派成员在内的党外人士，为中国统一战线理论和统战方针政策的制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与党外人士的交往过程中，周恩来总是坦诚相待，关怀备至，多年来与许多民主党派人士都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尊重宋庆龄称其为“国之瑰宝”
1961年，周恩来、宋庆龄在北京共同会见外宾。
宋庆龄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一任名誉主席。从艰难的革命战争年代，到新中国的建设时期，宋庆龄都把周恩来及其夫人邓颖超当做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和最知心的同志和挚友，而周恩来、邓颖超也非常尊重宋庆龄，称其为“国之瑰宝”。
宋庆龄与周恩来的友谊始于上世纪20年代。“（上世纪）20年代中期，我在广州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他当时很年轻，但已经俨然是一位革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多才多艺、久经锻炼的领导人了。”宋庆龄回忆说。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等人去庐山与蒋介石谈判，途经上海时，专门去看望宋庆龄。当周恩来、林伯渠等人驱车来到上海莫里哀路（即香山路）29号的寓所时，宋庆龄热情地迎到了门口。周恩来仔细地向宋庆龄介绍着当时的形势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方针和关于宣布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革命主张。宋庆龄表示坚决拥护和支持中共中央的这些政策方针和主张。她认为：“国共合作是绝对必要的，所有的力量必须团结在一起。”
1949年6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由邓颖超前去接宋庆龄北上。邓颖超临行前，周恩来又亲自修函一封：“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借颖超专程迎迓之便，仅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今日命驾，实为至幸。”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作为新中国的重要领导人开始了大量的国务活动，周恩来经常就国际、国内的重大问题与她协商。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宋庆龄痛失了一位亲密的战友，陷入极度的悲痛之中。她写下《怀念周总理》一文：
“……人民将永远怀念周恩来，不仅因为他是一位共产主义政治家，而且也是因为他的为人充满了真正的共产主义精神……他英勇善战、勤勤恳恳、坚忍不拔、满腔热情地为人民操劳一生。周总理爱人民，人民爱周总理。他战胜了一切敌人，在前进的事业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他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关怀何香凝为其画作题词
1963年元旦，周恩来热情地和何香凝握手致意。
曾任民革中央主席的何香凝不仅是革命家和爱国者，还是著名的画家。1950年8月初，邓颖超与周恩来结婚25周年之际，何香凝精心画了一幅“梅花松柏图”，上书“恩来颖超结婚25周年纪念”。她用霜欺雪压香如故的梅花和酷寒不凋挺且直的松柏象征邓颖超和周恩来，寓意深刻，恰到好处地赞颂了他们的爱情和品德。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1951年，何香凝为志愿军画了一幅《喜鹊牡丹图》，请周恩来欣赏评价并且邀请他在画上题词。周恩来欣然命笔，在《喜鹊牡丹图》上写道：“鹊报援朝胜利；花贻抗美英雄。”表达了祖国人民对“抗美援朝”必胜的信念和对战士们的崇敬。
1961年11月28日，在北京政协礼堂，周恩来主持了一个“百老庆寿会”。一百位70多岁以上的在京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各民主党派中央委员和社会知名人士欢聚一堂。当时83岁高龄，时任民革中央主席的何香凝见周恩来正向她走来，急忙起身相迎，不慎拐杖失落。周恩来迅速向前，一面拾起拐杖放好，一面热情地和何香凝握手致意，向她祝寿。
周恩来曾经满怀深情说道：“我与廖家已有三代交情。”而廖承志也深有感触道：“这是实情啊，父亲廖仲恺早在黄埔军校就十分赏识周恩来，母亲何香凝一直受到周恩来的关怀和爱护，姐姐廖梦醒不仅和周恩来革命关系密切，而她的女儿囡囡又是周总理和邓大姐十分疼爱的干女儿。”
敬重张澜二人结为忘年交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张澜、周恩来、刘少奇等在一起。
曾任民盟中央主席的张澜与周恩来相识在1938年。
这年4月，国民党政府为抗日设立一民意咨询机构叫国民参政会。张澜、周恩来都是参政员。其第一次会议于7月在汉口开幕。会议期间，周恩来经吴玉章引介与张澜认识。第一次见面周恩来即对这位德高望重的前辈肃然起敬。张澜时年六十有六，周恩来正届不惑之年，结成忘年交。
1941年皖南事变期间，周恩来差不多天天去“特园”(张澜老友鲜英的公馆，张澜应邀住此)，两人在交往中建立了深厚感情，互相关切。有一次，周恩来去特园时张澜还在午睡，周恩来对张澜通讯员张楣光频频摇手，示意莫要打搅，自己则独自一人在大客厅里坐等。后来，张澜知晓此事，责备张楣光道：“周先生来了为什么不叫醒我？”
旧政协期间，周恩来与张澜相互约定：凡遇重大问题，事先交换意见，统一认识，采取同一步调。1946年10月，蒋介石悍然下令定于11月在南京召开“国大”。蒋欲孤立中共，竭力拉拢民盟参加。当时民盟内部对参加与否亦有分歧，在此紧要关头，是月12日清晨，周恩来赶到兰家庄民盟总部，提醒黄炎培和周新民等民盟领导人说：“民盟是否参加国大的问题，你们最好向张澜主席请示一下。”周新民当即打长途电话到重庆向张澜请示。张澜答话只一句：“决不能交名单啊！”民盟总部立即作出了不参加“国大”的最终决定。最终，被孤立的一方反倒成了蒋介石。事后周恩来说：“民盟不参加‘国大’，‘国大’就臭了！”
1949年5月，张澜等人被蒋介石下令逮捕，羁押于上海虹桥疗养院(今徐汇区中心医院)。周恩来得悉后指示上海地下党全力营救。地下党历经曲折艰险终于在人民解放军攻进上海的同一天夜里将他们救出。不久，中共中央召请张澜北上。周恩来在北平火车站迎接张澜时，紧握着张澜的手，频频摇动，热诚慰问道：“表老，您好，您为我们担了风险，感谢您！”
张澜80大寿时，周恩来亲临上寿。1955年1月，张澜患重度动脉硬化症和肺炎住进北京医院。病危期间，周恩来亲来探望。张澜此时说话已很困难，挣扎着对周恩来说：“希望早日解放台湾。”张澜逝世，周恩来等亲自执绋送达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安葬。
结交沈钧儒 委托钥匙表信任
1949年，新政协筹备期间，沈志远、吴晗、周恩来、沈钧儒、翦伯赞、楚图南(左起)合影。
曾任民盟中央主席的沈钧儒是有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曾被国民党拘禁，1937年夏获释，卜居南京。一天，国民党立法院秘书长梁寒操以中苏文化协会的名义举行茶话会，邀请沈钧儒出席。就在这次茶话会上，沈钧儒第一次见到了神交已久的周恩来，他们除倾心交谈外，还约以后相会。
1944年11月，因公暂时离渝的周恩来，时隔数月又来到重庆，并参加了郭沫若欢宴柳亚子的集会。集会后，沈钧儒喜而作诗云：
经年不放酒杯宽，雾压山城夜正寒。
有客喜从天上至，感时惊向域中看。
新阳共举葡萄盏，触角长惭獬豸冠。
痛笑狂欢俱未足，河山杂沓试凭栏。
诗中的“有客喜从天上至”，指的就是周恩来从延安乘飞机到达重庆。沈钧儒寓情于诗，以对周恩来的热情欢迎，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爱戴。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国共和谈，这期间，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与沈钧儒等民主人士见面。国共和谈破裂后，周恩来奉党中央电召返回延安。临行前，他把中共代表团在上海、南京的办事处的住房委托中国民主同盟代管，亲自把钥匙交给沈钧儒，还将放在马思南路中共代表团客厅里一把配有木架、玻璃罩的淡绿色瓷如意赠给沈老，体现出对沈的莫大信任。
1963年元旦，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举行的招待宴会上致祝酒词时，特别指出：“沈钧儒老人今年九十岁，我们为他祝贺。沈老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他曾经为民主、为社会主义奋斗到老。”
礼待黄炎培 买下其题诗画作
1949年7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全体常务委员合影。
前排左起：谭平山，章伯钧，朱德，毛泽东，沈钧儒，李济深，陈嘉庚，沈雁冰（茅盾）。
二排左起：黄炎培，马寅初、陈叔通，郭沫若，蔡廷锴，乌兰夫。三排左起：周恩来，林伯渠，蔡畅，张奚若，马叙伦，李立三。
黄炎培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之一，也是这两个民主党派的第一任主要领导人。抗战时期，有一次沈钧儒的三子沈叔羊举办个人画展，其中一幅画取名为《岁朝图》，画中有腊梅、天竺子、花生、黄豆芽，还有一瓶茅台酒。黄炎培在《岁朝图》上看到茅台酒，突然回想起早年上海国民党报纸报道红军长征过贵州占领茅台镇时战士们以酒洗脚（实际上是以酒疗伤）的事。征得沈叔羊同意后，黄炎培在画上提笔写下了一首七绝：“喧传有人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讽刺了国民党对红军的造谣。
南方局文委工作人员参观画展后向周恩来汇报了两个情况：一是国统区已知红军长征的事情，二是画作上有黄炎培的题诗。周恩来听到第一条，哈哈大笑；听到第二条，马上严肃起来，立即指示工作人员，带钱去买下这幅画。其时南方局经费拮据，花钱去买一位小画家的作品，大家都不理解。周恩来说，这幅画与两位重要民主人士有关。沈叔羊的《岁朝图》就这样被南方局收购，送往延安。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组建新政府时，周恩来和毛泽东一致认为，应当请黄炎培“出山”。1949年10月11日晚，周恩来首次登门，恳请黄炎培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听闻来意后，黄炎培开始有些犹豫，说：“1946年我68岁时，就觉得已经老了，做不动官了。如今我已72岁，还能做官吗？”听了他的话，周恩来笑着说：“黄任公不老。”周恩来继续说道，在新政府任职，不同于在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周恩来与他畅谈了两个多小时，最后黄炎培答应考虑考虑。第二天，周恩来再次登门，听取黄炎培的思考结果。精诚所至，黄炎培欣然同意出任新政府职务。
转载：三湘统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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