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1893-1981），广东文昌县（今属海南）人，生于上海。1949年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全国妇联名誉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等职。民革中央第一届名誉主席。1981年5月16日，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称号。第一、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49年8月28日这天，毛泽东很早就向身边的工作人员打招呼，让给他准备衣服。一吃过午饭，毛泽东就换上皮鞋，穿上那套只有重大活动才拿出来穿的浅色礼服。尽管到前门火车站的路途不远，在毛泽东的催促下，汽车还是提前出发，下午3点45分毛泽东已经到了站台。
中共中央领导人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还有何香凝、沈钧儒、陈其瑗、郭沫若、柳亚子、蔡畅等几十人先后来到站台，站台到处是手拿鲜花和彩旗的欢迎人群，大家欢快而又急切地等着一位重要人物——孙夫人宋庆龄的到来。
此时，新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在即，新中国成立在即。在国人心目中，宋庆龄端庄娴静、意志坚强，是中华民族女性的卓越代表，是中国人民英勇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一面旗帜。因此，在即将举行的新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上如果没有宋庆龄的身影，那将是历史的遗憾。
4点15分，随着一声汽笛长鸣，宋庆龄乘坐的专列徐徐驶进前门火车站，列车尚未停稳，宋庆龄的身影就已经出现在车门玻璃后。她抑制住内心的激动，微笑着向人们招手致意。车刚停稳，毛泽东便出人意料地一步跨上车去，走进车厢亲自欢迎孙夫人下车。
毛泽东伸出双手，与宋庆龄热情握手，亲切地说：“欢迎你，欢迎你，一路上辛苦了。”
宋庆龄高兴地说：“谢谢你们的邀请，我向你们祝贺。”
毛泽东说：“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筹建新中国的大业。”
宋庆龄说：“祝贺中国共产党在你的领导下取得伟大胜利。”
1949年进北平之初，毛泽东到火车站接过两个人，一个是宋庆龄，另一个是程潜。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军，1948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五一口号”中，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为邀请宋庆龄离沪北上，早在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在西柏坡已经联名给宋庆龄秘密发出邀请电报：
宋庆龄在上海受到国民党严密监视，行动不自由，身体又不好。华南局认真研究中央指示后，决定派中共著名特工华克之执行计划，先把宋庆龄接到香港，然后同何香凝一起北上。毛泽东、周恩来又致电方方、潘汉年、刘晓，请他们设法帮助宋庆龄北上。第一，必须秘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
经过认真思虑，宋庆龄用英文亲笔复函：“接获大札，敬悉伟大的主席和全党同志对我的关注，至为感激。经长时间考虑，确认一动不如一静。我将在上海迎接解放，和诸公见面。根据我的预计，蒋介石是无可奈何我的，请勿念。”宋庆龄看到毛泽东、周恩来发来的电文，心绪难以平静。她既为中共中央领导人对自己的尊重和深情所感动，更为中国革命大业终将告成而兴奋。2月20日，她伏案疾书，又用英文写下了给中共中央的复信：
尽管宋庆龄没有去香港，但是为了防止被国民党反动派阴谋劫持去台湾，宋庆龄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帮助下，经常变换住处。
5月27日，上海解放。第二天，宋庆龄对来访的史良说：“解放了就好了。国民党的失败，是我意料之中的，因为它敌视人民、反对人民、压迫人民；共产党取得胜利，是必然的，因为它代表人民、爱护人民、为人民谋福利。”她兴奋地对英文秘书卢季卿说：“现在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了，整个民族有了光明的前途。”
上海解放扫除了宋庆龄北上参加建国大业的障碍。6月28日，中共中央特派中央候补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持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专程到上海拜见宋庆龄，迎接她北上。毛泽东、周恩来在信中写道：
邓颖超抵沪当晚，并没有贸然上门，而是先让陪同来沪的廖梦醒先行试探，去看望宋庆龄，并说明来意。廖梦醒是廖仲恺、何香凝夫妇的女儿，曾长期担任宋庆龄的英文秘书，深得宋庆龄信任。廖梦醒一提起北平，宋庆龄就深深地沉浸在对孙中山的怀念之中，她说：“北平是我最伤心之地，我怕到那里去。”宋庆龄此前两次北平之行都给她带来了深深的伤害。第一次她陪丈夫孙中山来北平，结果孙中山因病去世，当时她年仅32岁，首次北平之行对她造成的伤害是常人难以想象的。1929年，宋庆龄第二次来到北平，是她到碧云寺为孙中山更换棺木。宋庆龄的两次北平之行都让她十分伤心，她怕去北平勾起自己最痛苦的回忆。但宋庆龄此时又很明白，新中国成立在即，这是无数人数十年浴血奋斗的结果。廖梦醒说：“北平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邓大姐代表周恩来同志特来迎接你。”
见面之后，邓颖超并没有着急把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拿给宋庆龄，而是与宋庆龄叙述老朋友的别离之情。紧接着，邓颖超介绍了她参加土改、解放区翻身农民的喜悦和踊跃支前，以及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新政协筹备情况。正在宋庆龄听得入迷的时候，邓颖超适时把毛泽东、周恩来的信拿了出来并说：“我们党中央提出建议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派我携带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同志的亲笔信来上海看望您，邀请您到北平来商议国家大事，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看了毛泽东、周恩来的信，宋庆龄深受感动，立时果断地、高兴地同意到北平。
6月30日，上海解放刚逾一月，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和中共上海市委在逸园饭店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大会，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醒的陪同下步入会场，她亲自撰写题为《向中国共产党致敬》的祝词：
7月1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上海市委并转邓颖超电，对护送宋庆龄北上应注意的问题作出安排，提出宋庆龄病体难支，北上时应备头等卧车直开南京，然后再换卧车直开北平，并附餐车。
当时有三个单位要推举宋庆龄为代表。7月18日，周恩来、李维汉致电中共中央华东局陈毅、潘汉年并转邓颖超，请他们就这个问题征询宋庆龄本人的意见。7月21日邓颖超复电周恩来、李维汉：“孙夫人表示因身体不佳不能参加任何团体的业务，也不愿参加任何团体，只愿以个人名义旁听的资格列席新政协会议。”邓颖超建议：“以宋为特别邀请代表，请中央决定。”中共中央接受了邓颖超的提议。
8月6日，周恩来致电邓颖超：“新政协9月开会，孙夫人以8月下旬或9月5日前来为好，并请她9月下旬在北平参加中苏友好协会筹备会议。”1949年8月26日，宋庆龄从上海启程，乘火车前往北平。8月28日到达当晚，毛泽东宴请宋庆龄，相谈甚欢。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宋庆龄在北平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与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一起，共商建国大计。作为孙中山革命生涯的得力助手和忠诚伴侣，孙中山事业的伟大继承者的宋庆龄，更觉胜利来之不易，难以抑制喜悦和兴奋，她在会上发表了激情澎湃的讲话：
她号召大家：“让我们现在就着手工作，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和富强的新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联合起来，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大会选举宋庆龄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开启了她为新中国奋斗的新篇章。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下午2时，宋庆龄主持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与政府主席、副主席一起宣布就职。下午3时，宋庆龄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检阅海陆空军和群众游行队伍。
开国大典后，宋庆龄返回上海。对于这次北上，1949年11月9日，宋庆龄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发表讲话，她说：“我这次到达北平时的感觉，和我在1925年时所经历到的真的是天壤之别。那时候，这历史的古城是各国帝国主义的基地，也是孙中山不幸逝世的地方。现在，这个城变成了人民的讲坛，我们听到了人民声震云霄的呼声。它是新中国的诞生地。”宋庆龄专门叙述了参加开国大典时的兴奋心情，“接着是一连串各种各样使人兴奋的事情，有两桩是最使人感动的”，第一桩是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第二桩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宋庆龄在天安门广场上见证了这样动人的景象：“一片跳跃欢呼的红色的海，全城的人民都出来参加了。各行各业的人都聚在那里了，工人、农民、教育工作者、学生、公教人员、文化团体、人民解放军，这一张名单永远念不尽，就像游行的队伍似乎永远走不完，一直走到深夜，火炬把黑夜照耀成白昼。中国真的学会了歌唱和舞蹈，因为有的是无穷尽的歌唱和有节奏的表演。”她激动地说：“总结一句话，我这一次北行真是一个灵感。它使我更加认识了人民的力量，具有历史性的政府诞生了。我亲眼看到了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真正革命精神所获得的杰出成就。北平的空气，使每个人离开以后，都带了决心，要献出他的每一分力量，来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功。”
1950年她在《新中国的第一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一周年而作》中还在欢呼：“1949年10月1日是一个可纪念的日子，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日子，一个快乐的日子。它标志着解放了的人民、新生了的中国的开始。从那一天，我们跨过了一个新的世纪的门槛，走向未来，走向人民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
宋庆龄早年追随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致力于民主革命事业，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是孙中山革命的新三民主义最坚决的捍卫者和继承者。在艰苦的革命斗争岁月里，她以坚定不移的信念、百折不挠的毅力、自我牺牲的精神，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行，与中国人民甘苦与共，宋庆龄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更是大功臣。
早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宋庆龄与多名国民党左派成员及毛泽东、董必武等中国共产党人联名发表通电，予以严厉谴责。7月14日，当汪精卫等人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举行分共会议时，她发表严正声明，宣布与其彻底决裂。在南昌起义中，她被推选为由周恩来同志等25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并作为7人主席团成员。起义当天，她和毛泽东同志等22人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发表宣言，号召一切革命者团结一致，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继续为反帝国主义与实行解决土地问题奋斗。
1932年12月，她联络中外进步人士与知识界、文化界代表，在上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营救被捕的革命者，努力争取释放狱中的政治犯，“相信革命一定会建立自己的权利，建立中国的统一、独立和完整”。同盟成立以后，宋庆龄充分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保护和营救了大批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
1937年2月，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她与何香凝、冯玉祥等人联名提出《恢复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力促国民党改变立场、团结抗日，她强调“内战必须不再发生，和平统一必须实现”。
1941年皖南事变后，宋庆龄与何香凝等人联名打电报斥责蒋介石：“弹压共产党则中国有发生内战之危险，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
1946年6月，国民党统治集团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定，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从而挑起全国性内战。针对国民党统治集团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共同愿望，悍然发动全面内战的行径，1946年7月23日，宋庆龄在上海发表《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声明》，强烈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内战，反对美国政府实行扶蒋反共的政策，认为解决危机的办法是立即实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组织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联合政府。
这份声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有力推动了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声明还取得了包括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及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在内的世界正义人士的支持，罗斯福夫人发起了反对中国内战、反对美国军事援华的运动。在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美国政府不得不在1946年8月开始，停止批准向中国出口作战用军事装备的许可证；9月29日，美国政府又发布一项指令，暂停交付计划中的一切军用物资。
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利用宋庆龄的威望拯救摇摇欲坠的反动政府，但这些诡计都被宋庆龄识破。
1946年11月15日至12月25日，制宪国民大会在共产党和民盟缺席的情况下在南京召开，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宋庆龄认为，建立联合政府才是“当前政局的唯一出路”，制宪国民大会将共产党和民盟排斥在外，所制定的宪法必然遭到共产党的强烈反对。1947年秋，蒋介石演出行宪国大的闹剧，以便“还政于民”，他们散布谣言说：“宋夫人在广州参加国大代表竞选。”宋庆龄对此非常气愤，在9月16日发表声明，严词予以否认：“此种传闻完全不确，我并无任何从事政治运动以图参加政府的意图。此外，我想这种消息是从广州发出来的，而我在广州既不是‘代表’，也不是正式居民。”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被迫下野，由李宗仁出任代理总统，李宗仁为了在政治上筑起一道抵御解放军南下的防线，他广泛吸收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参加他的政府，孙夫人是他争取的第一个目标。社会上传播着宋庆龄将在国民党政府任职的消息，企图给她施加舆论压力。但宋庆龄立即对此进行反击，于1月10日发表了《中国福利基金会主席宋庆龄的声明》，指出关于她将在政府中就职或职责的一些传说是“毫无根据”的。
李宗仁仍然不死心，1月24日，他指派甘介侯带着他的亲笔信到上海拜见宋庆龄，信中说：“蒋介石凄然引退，宗仁不得不出而勉维现局，尤赖夫人出为领导，共策进行，俾和平得以早日实现，国家人民实深利赖。”宋庆龄看出李宗仁的目的是想利用她出面帮助收拾“蒋家王朝”的残局，因而坚决拒绝了李宗仁的请求。过了几日，李宗仁又乘专机来到上海，拜访了宋庆龄，请其以个人身份到北方一行，向中共领导人转达他“谋求”和平的诚意。宋庆龄再次拒绝了李宗仁的请求，并严正指出：“德邻先生，我曾明白表示过，在国民党未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以前，我决不参与这个党的任何工作。不久前，上海有些报纸造谣，说蒋介石下野，我要出山了，我立即发表辟谣声明，二十多年来，我的立场和态度始终一贯，不容有所变更。我要排除一切干扰，坚守在上海，以全部时间和精力致力于中国福利救济事业，团结一批具有民主思想和正义感的中外友人，采用各种方法为人民的胜利、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培养力量，尽自己一份责任。”
宋庆龄同志领导中国福利基金会全力支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1945年12月，保卫中国同盟易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她与董必武同志为首的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密切合作，为解放区、为人民解放军募集药品和其他物资。她写信向外国朋友、向援华团体募捐，向战后掌握着大量救济物资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争取援助，并将大批物资送到解放区。她介绍外国医生、护士和其他技术人员到解放区工作，她还领导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上海等地进行大量赈灾和救济工作，积极配合解放上海，这是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其他半官方团体所提供的国际救济资金和物资中，为在战争中出力最大、损失也最大的解放区，争取他们应得的一份。
支持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民革是新政协的组成单位，宋庆龄在促成民革成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7年2月，李济深在秘密离沪赴港前，在沪秘密会见宋庆龄，向宋庆龄介绍了筹建民主派组织的设想，宋庆龄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并嘱咐他“多发挥作用”。1947年下半年，李济深、何香凝、谭平山、蔡廷锴、柳亚子、陈此生等人在香港酝酿成立国民党民主派联合组织。10月，他们具体讨论组织的名称、纲领、领导人选等重大问题。关于定名问题，当时柳亚子建议以“中国国民党民主联盟”为名，但也有一些人主张不用。不久，宋庆龄从上海捎口信给何香凝说：“早年我与邓演达、陈友仁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莫斯科宣言》，以示继承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后来我曾考虑过临时行动委员会之下一步，可以改为革命委员会……建议考虑。”经过何香凝、朱蕴山等人的解释工作，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筹备讨论会上，大家一致希望宋庆龄南下领导，遂推举柳亚子执笔，由李济深、何香凝、彭泽民、柳亚子、李章达、陈其瑗联名写就《上孙夫人书》。信中指出，国民党各级领导机关“在反动派把持之下也变成了背弃总理遗教，甘为独裁者自私和卖国残民之工具”。为此，他们决定在香港开一党内民主派代表会议，讨论本党新生与实现国内民主和平等问题，信中恳切地表示：“夫人为总理遗志的继承人，负有完成总理救国救民伟大事业的任务，所以我们深切盼望夫人命驾南来，主持中央，领导我们，内以慰全国人民暨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渴望；外以争取英、美、苏之同情。”朱学范作为中国劳动协会主席，通过协会在上海的关系，请俞志英同志到香港来。俞志英同志既在劳动协会工作，又在中国福利会工作，能够经常见到宋庆龄同志。朱学范把《上孙夫人书》交给俞志英，俞志英接受这个重大任务后，通过龚澎找到了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章汉夫，向他请示如何更好地去完成这一政治任务。章汉夫对她说：“你不用去上海了。宋庆龄同志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她赞成成立国民党的革命组织，并表示全力支持。她是不是参加这个革命组织，经她缜密考虑，认为以她现在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比之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对革命更为有利。宋庆龄同志已把这个想法向我党谈了，我们党完全尊重宋庆龄同志的意见。”朱学范得知这个消息后，当即分别拜访了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谭平山、柳亚子、陈此生等同志，将宋庆龄同志的意见转告大家。每个同志听后都很兴奋，纷纷表示要“把中国共产党和宋庆龄同志对我们的爱护和全力支持看作是推动我们前进的巨大力量”。在筹组民革的过程中，当宋庆龄了解到国民党特务准备赴香港谋害李济深时，立刻派专人到香港通知他加以防范。1947年12月，李济深专程由香港秘密赴上海，向宋庆龄汇报民革筹备情况，并恳请她南下主持即将成立的民革中央工作。宋庆龄重申留在民革之外从事革命活动要比参加民革更为有利，她坚决支持民革的成立，鼓励李济深等人把民革尽快筹建起来，把国民党里一切进步和愿意革命的人士团结起来，为建设一个新中国而奋斗。
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
参加新中国建设
宋庆龄以昂扬的斗志热烈地投身于新中国建设中，直至终生。陈毅建议宋庆龄：她在1927年以来发表的演讲、声明和文章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文献，编印成书，可以看出中国历史的发展、革命的思潮和革命力量的消长，从一个方面反映中国人民是怎么取得胜利的。1952年国庆节前夕，宋庆龄专门整理出版了个人文集《为新中国奋斗》，并由周恩来总理题写书名。为新中国奋斗 —— 这就是宋庆龄同志毕生致力的崇高目标，也是她革命生涯的最好概括。
新中国百废待兴，宋庆龄以更加充沛的精力为国家的繁荣昌盛、统一祖国和保卫世界和平而忘我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她大部分时间住在上海，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她经常往来于京沪之间，参加或有时主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会和常委会，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当有重大议案要讨论时，她非常忙碌，如1954年拟定宪法草案时，骨折后的她仍每天花大量时间看文件材料。宋庆龄不辞劳苦，认真调查研究，对于国家的建设、政府的工作提出了大量的宝贵意见，作出了很大贡献。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经常就国际、国内的重大问题和她交换意见，或书信往来。为向实践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宋庆龄经常到基层视察，倾听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发现基层工作中的经验，然后带到中央，参与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各种规章制度。1950年她视察了东北三省，1951年视察华北，之后又相继视察了上海、江苏等地。她完全赞成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经常公开发表文章，热忱支持。
宋庆龄早年留学美国，出居日本，流亡苏联，是在国际上有重大影响力的人士。为加强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承担了大量的国家外交外事活动，多次出国进行友好访问，广泛开展民间外交，经常接待来华访问的国际友人和外国贵宾，为增进中国与各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她努力促进中苏友好，相继担任了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会长，荣获1950年“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和平奖；扩大和加强同第三世界亚非拉国家的友谊；她还培育并准备在新的基础上重建同西方（特别是美国）及日本人民的联系，有意识地开展中国同外国妇女界的联系。
宋庆龄立足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积极从事世界的和平运动。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曾用诗的语言盛赞宋庆龄在保卫世界和平斗争中的大无畏气概说：“她不仅是‘一朵香满全球的鲜艳花朵’，而且是‘一头名副其实的力图冲破一切罗网的雄狮’。”1949年10月2日，即新中国成立后第二天，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在北京召开，宋庆龄参加大会主席团。针对帝国主义进行核试验，宋庆龄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号召，带领中国人民开展签名运动，强烈要求立即停止核试验、销毁核武器。1950年11月，她被选为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执行委员。1952年为反对美国发动朝鲜战争，宋庆龄与郭沫若、茅盾等人联名发电，邀请亚洲及太平洋沿岸各国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士，共同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这一倡议得到热烈的响应，共有37个国家和地区的344名代表、45名特邀代表参加了这个会议。美国也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团。大会执行主席宋庆龄作为东道国中国的代表团团长出席会议并致开幕词。会后，根据决议成立了常设机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宋庆龄又被推选为主席。同年12月，宋庆龄出席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并担任大会执行主席，会上她作了题为《人民能够扭转局势》的发言，她向大会建议：要求停止一切现有的战争，特别是朝鲜、越南等地的战争，停止一切的战争准备，立即切实地实现裁减军备，立即停止西德和日本的重新帝国主义化，把所有金钱和物资用于人民福利的需要；要求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要求一国不得干涉他国的内政、不侵略他国的领土。这次大会，对世界人民反对侵略保卫和平的斗争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发言得到了与会各国代表的热烈欢迎。
宋庆龄经常给世界各地的国际友人写信，介绍中国革命的情况，争取他们对中国革命的支持。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向宋庆龄建议，由她办一本杂志，向国外报道新中国情况。宋庆龄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且亲自为这个杂志定名为《中国建设》。孙中山先生曾经办过一个名为《建设》的刊物，《中国建设》这个名字不仅标明这个杂志的主旨是报道新中国的建设，而且还借以纪念孙中山先生。《中国建设》杂志于1951年开始筹备，1952年创刊，宋庆龄还从美国请来爱泼斯坦先生担任执行编辑。《中国建设》（后改名《今日中国》）在对外传播思想、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宋庆龄一直投入大量的精力从事妇女儿童工作，她认为如果在保卫妇女儿童权利方面没有进展，那么人类和国家是不可能进步的，保卫和平也是不可能的。战争时期她为救助妇女儿童做了大量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把中国福利基金会改组为中国福利会，她为新中国妇女提出了新任务：首先是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能够而且必须成为技师、经理、教员、拖拉机手、工程师、科学家和各种熟练的工人；其次是提高自身素质，积极参加国家的政治活动，打破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真正实现中国宪法所赋予妇女的各种权利。1951年，宋庆龄还将斯大林国际和平奖10万卢布奖金捐赠给中国福利会作妇儿福利事业之用，福利会利用奖金在上海创办了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1952年宋庆龄被推选为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1953年在中国妇女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宋庆龄同志当选全国妇联名誉主席。在宋庆龄的领导下，中国福利会先后创办了儿童剧院、少年儿童图书馆、托儿所、幼儿园、少年宫，还有深受广大小读者欢迎的《儿童时代》杂志。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宋庆龄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从1953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前，全国人大组织了考察，会上宋庆龄作了《为了社会主义，为了和平》的发言，她说：“过去我曾经看过东北的新工业基地，这次我视察江南的农村和上海的纺织业及社会福利事业。我见到了许多在生产建设战线上的工人、农民和干部，和他们举行了多次的座谈。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力量、看到了信心、看到了我们事业的成长，也看到了‘五年计划’胜利的保证。中国人民在从事伟大的五年计划建设工作的时候，是抱着坚定不渝地为和平而努力的信念。我们建设事业取得的每一步发展，都将增进人民的幸福感，也将增进世界的和平。这种信念将始终鼓舞着我们，来推动事业胜利地完成。”
1959年，宋庆龄撰写了国庆10周年庆祝文章，她说：“10年以前，毛泽东主席宣布人民中国成立了，这是100年前开始的一个革命过程的最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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