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巍岳麓，滔滔湘水，在这云雾缭绕的青山绿水之间，蕴育了多少学届泰斗和政届奇才！
我在中南这块土地已经工作生活了十四个春秋，有一个名字不时在耳边响起，然而我并不在意，我不知道他具体做什么研究，我不知道他担任何职，因为专业的山水之隔，我更无缘目睹他的风采。但心灵深处感觉，他是一位长者，他在某个院从事有关有色金属的科研工作，他是学校有影响力的人物，似乎拥有一个团队，后继者云集。然而近日因为负责校本部民盟组织的宣传工作，接触了一些资料，一个熟悉的名字顿时跳入眼帘——陈新民！他，原来是我们的老校长；他，是享誉全国的冶金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更让人惊叹的是，老先生是中国民主同盟的老盟员，解放初就是民盟中央委员，原来大师出民盟啊！1988年，以七十六岁的高龄担任民盟湖南省主任委员。然而，斯人已去二十年矣！
又值清明时节，翻阅历史资料，走访离退休老教师，追寻逝者的足迹,揭开历史的奥秘，不禁让人感概万千！
艰难岁月的拼搏
先生１９１２年１１月１８日出生在河北省清苑县（今保定市），父亲是盐局小职员，先后在辽宁、甘肃等地供职。先生年幼时随家庭四处迁移，生活漂泊，断断续续上了几年私塾。然天资聪颖，又能刻苦自励，勤学好问，在家自学小学课本，一跃考入久负盛名的天津南开中学。这里新风气已开，曾培养过周恩来这样的政治奇才，而崇尚民主和科学的浓厚气氛，深深感染了先生。１９３１年秋，先生又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刚入校，就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他参加了罢课运动，并剃去头发，以表抗日之决心。1935年，狼烟又起，列强肆意蹂躏，掠夺资源。先生在学习了一些专业知识后注意到，由于我国的冶炼技术太落后，开采出来的地下宝藏只能作资源廉价地卖给外国，十分心痛，自认为愧对列祖列宗。他想，他应当为国家做点实事。当年夏，老先生获理学学士学位。本来他已考取研究生，而且考分是化学专业当年第一，但是，由于华北事变发生，日寇威胁平津，“偌大一个华北，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继续读书的愿望遂成泡影。他想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实现自己为国效力的抱负，于是去唐山启新洋灰公司做技术工作。不久，又因华北局势动荡，他南下应聘任南京江南水泥公司副化学师。然而随着日寇大举入侵，大片土地沦陷，实业救国的梦想也告破碎，老先生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１９３９年冬，他辗转到达云南昆明。次年年冬，在昆明参加了清华大学公派留学生的选拔考试，考分列冶金科榜首，享受林森奖学金优等生待遇。194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在冶金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他的毕业论文《熔铁中的铬―氧平衡》，被广泛引用，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1946年抗日胜利，他回到了日思暮想的祖国。先后出任北洋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在动荡中，先生成为民主教授中的少壮派，参与了护校工作，在师生中很有影响，是清华大学有名的四根台柱子之一（钱伟长语）。
为中南奠基
新中国成立开创了我国历史的新纪元，然而百废待兴，经济发展面临重重障碍，尤其是重工业极为落后。1951年冬，先生刚从苏联和民主德国访问归来，被当时文教委员会主任钱俊瑞找去谈话。钱俊瑞恳切地说，新中国急需培养矿冶类专门人才，以便适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需要，希望先生去“有色金属之乡”湖南筹建一所大学。先生听说国家需要，欣然接受调派，放弃已经拥有的清华大学校务委员兼秘书长的职位，1952年元旦刚过，先生即风雪兼程，只身南下，途经武汉，觅得同仁，奔赴长沙。作为地道的北方人，开始了在潮湿闷热的南方艰难的创业之路。从此，长沙成了先生的新家，他在这陌生的地方扎下了根。在整整八十个春秋的生命历程中，先生整整四十年奉献在长沙。
几乎要在零的基础上起步，先生联络黄培云、易鼎新等矿冶专家，组成筹备处。然天气骤变，大雪纷飞，置炭火取暖，不慎煤气中毒，头晕目眩，四肢无力，急熄火开窗，逃过一劫。先生与几位同仁经过勘察，选址岳麓山南麓的左家垅，这里有清华大学抗战前夕准备南迁时盖的两栋教学大楼，因遭飞机轰炸和年久失修，已破烂不堪，被掩没在树丛杂草之中，不通水电，满目荒凉。当时交通非常不便，离市区十余里，周围全是荒丘、菜地和农田，几乎要在废墟上变出一座现代化的大学出来。先生领着一群师生和请来的工人，修葺了旧楼，搭起了工棚，在荒丘洼地上日夜奋战，自己动手平地基、修操场、铺道路、筑水库，几个月时间就开辟了一个万人规模的校区，暑假招来1050名学生，岳麓山下沸腾起来了！房屋、道路，一切都旧貌换新颜！现在说来，恐怕后人不敢相信，开拓者信否？毛泽东诗云：“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大约能表达开拓者的心情。1952年11月1日，天清气朗，山明水秀，校园内人声鼎沸，鞭炮齐鸣，中南矿冶学院正式宣告成立，先生就任第一任院长。先生雄心勃勃，为中南矿冶学院描绘宏图：要争创世界第一流水平，办成亚洲最大的矿冶学院。美国国家工程科学院院士、著名冶金、材料学家Milton E.Wadsworth赞赏地说：“1952年，在世界冶金和选矿届发生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在中国长沙成立了中南矿冶学院。”
而今天的中南大学，校园面积已达5700亩，校园内绿树如荫，各种鲜花常年次第开放，座座高楼于青山秀水间拨地而起，楼群与翠色群山相互映衬，优美舒适.道路纵横交错，条条曲径通幽，让人流连忘返。中南大学已发展成湖南最有影响力的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是高等教育中的航空母舰，人才荟萃，硕果累累。都说中南大学的风水好，然而回望源头，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先生等前辈奋勇拼搏的精神和深谋远虑的思考，早已渗入到中南人的心灵深处，不断激励中南人奋发向上，开拓创新！
忍辱负重
先生是民盟中央委员，工作之余，亦关心国事，讨论时局。正当老先生为新学校的发展殚精竭虑之时，一场政治风波不期而至。1957年5月，先生应邀发表对时事的意见，先生是学者，固然有什么道什么，真诚直接，在《新湖南报》上发表《鉴别鲜花、毒草要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文，此文今天捧来一读，以笔者多年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之经验，唯“真知灼见”四字最能表达内心之感慨，对今日之现实仍有极大的启发意义。然不见容于当时，先生被错误地打成湖南省最大的右派，受到批判，免去院长职务，回到教研室参加劳动和从事教学工作。先生并无怨言，当老师，他就潜心教学和科研工作，为学生开设许多新课程，一边上课，一边编写讲义。两院院士王淀佐教授回忆：先生“讲课轻声慢语，娓娓道来，好似山溪的潺潺流水和润物无声的春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先生作为“摘帽右派”再次受到冲击，经历了大字报、大批判、抄家、隔离、扫街、罚跪等不堪忍受的人间耻辱。这次讲台也不能站了，甚至一年多未发工资，命运如此困厄，先生却说：“在这艰难时刻，只要能为社会主义做出一鳞半爪的贡献，也是愉快的。”先生在国内外发表几十篇重要科学论文，出版《火化冶金物理化学》等专著，被誉为“有色之师”，是公认的我国冶金科学创始人。
与先生共事多年的钱去泰老先生回忆，先生能屈能伸，不计个人得失，为事业忠心耿耿。五十年代他从院长至普通老师，又从普通老师出任副院长。在其位，则励精图治；不在其位，则独善其身。钱老先生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赤胆忠心
据老同志回忆，先生解放初即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热切期盼祖国能走上民主和平发展之路。他忠诚地拥护共产党，一直是共产党的诤友。在担任学校民盟主委期间，培养了大批民盟骨干，如蒋良正、马恒儒、陈荩，都是教学科研的骨干，他很能识才、用才，把真正有才之士提拔到了领导岗位，用钱去泰老先生的话说：“那群众就是佩服！”先生只为工作，不拉派，不营私。
先生曾任民盟中央常委和湖南省委主任委员等职，是湖南省第五、第六、第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要求盟员多做调查研究，1986年，他邀请并陪同时任中央民盟主席费孝通考察洞庭湖地区，倡议召开了“长江荆江段和洞庭湖地区综合治理学术研讨会”，推动了政府部门之间的团结协作。1991年，先生还赴株洲地区考察农民负担过重问题。 他多次在人大、政协等重要会议上，为国民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湖南的改革开放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他主张培养学生德育为首，全面发展；反对片面追求升学率；强调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他认为校风建设是学校建设的关键；有好的校风才能创造育人的好环境，促进人才成长。 行文至此，不禁感慨，对照先贤，吾等晚辈后学，当自我省察，明确民盟的性质和任务，在参政议政、服务社会方面，应当尽心竭力。
1992年冬，先生以八旬高龄仍被选为民盟湖南省主任委员。他是六届中央常委，年底率团赴北京参加中国民主同盟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因劳累奔波，在开墓式上猝发心脏病，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然而病魔无情，12月23日晚先生溘然辞世。病床上，他一再说：“我要回家。”临终前，看到儿子从长沙赶到北京，无不忧虑地询问：“你来了，你的课怎么办？”足见先生至死依然心系长沙这块奋战过的热土，放不下他热爱的教育事业。先生在八宝山火化以后，魂归长沙故里，安葬在黄土岭烈士陵园。
细雨霏霏，思念绵绵。诗人臧克家有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二十年了，然而中南人从来都认为他活着，他的名字不断被人提起，他的精神则永远留在了中南人的心中，铸就了中南之魂。
